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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当下中国,我感受不到东方美学

2015-09-16 来自:南都周刊



主笔_许智博 摄影 _刘浚

贾樟柯给陌陌拍了支广告成了新闻,当有记者恭维他“跨界”时,他呵呵一笑,说:“我从大学开始就接拍广告了,我本来就是个广告导演。”

很多人并不知道贾樟柯是一个“广告老手”,他甚至调侃过说,如果自己成不了一个导演,那么梦想可能就是开一家广告公司,自己做老板。很多人至今对他给尊尼获加拍摄的“语路”系列印象颇深——那次拍摄更像是一个意外,从单纯地拍一个广告,最后变成了“一个复合型工作”,既有进院线的12支短片,也有出版的书籍,顺其自然就玩大了。

人们还挂念着《天注定》和《山河故人》的间隙,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间看了好几个“贾氏广告”作品了,比如上海大众桑塔纳30年的退市广告,比如今年春节时京东那个喜庆温馨的TVC。

这支桑塔纳告别广告,腾讯有100多万点击

做到这份上,也是卖情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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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拍广告的转折始于2008年与玉兰油的合作,从那以后,“就基本不拍功能性广告了,基本上都是企业品牌微信搜索" class="neilian">企业品牌的,有时候是纪念性的,背后都有品牌自身的历史、它们的文化概念”。

有人问贾樟柯,陌陌如此高调请你拍广告,算不算是用你的名声给自己的品牌做一种背书?

贾樟柯回答简短而有力:“我毫无顾虑。好像一个服装店的试衣间一样,那个试衣间有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可以试衣服,也可以男女恩爱,然后小偷也可以把偷的钱包掏了钱之后扔进去,那这个你不能怪这个试衣间呀,这个试衣间本身它是中性的。”





理解我的作品一般有三四年的“延时”

南都周刊:你在过往的很多作品里面一直表达和体现着人作为一个个体的孤独,你觉得孤独这种情感现在对于中国不同人群来讲,算是生命里面一种非常重要的日常体验吗?

贾樟柯:我觉得孤独是所有人都能够体验到的一个共同的精神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消费型、享乐的社会,它背后跟“孤独感”是有很大的联系的。

所谓找乐,也是因为孤独才会找乐。这种孤独感我不觉得只是中国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各个地区有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孤独感,它不是此时此景,不是说这个年代才有孤独感,我觉得它就是人性里一个摆脱不了的附属品,是伴随我们的。实际上孤独也是一种人类一直在对抗的情绪,它没有办法跟人的存在剥离开。

南都周刊:有些电影评论人士梳理你历年的电影作品,觉得你的视野是越来越“向上”的,很多人仍然怀念你当年拍《小武》《站台》时那种“目光向下”“盯着”小镇青年的状态。

贾樟柯:我在构思作品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从上而下的构思,因为我不是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进入到一个电影,我是从具体的人的生活感受进入。比如说《天注定》,就是生活里面的暴戾氛围。

我也知道很多人特别留恋《小武》《站台》那个时代我的电影,但是问题是:中国变了——这个变化在哪儿?我觉得城乡社会已经重新洗牌了,过去的那种所谓“城乡”已经消失了。

过去我们不分享互联网,我们的信息是封闭的,过去我们没有高铁,没有旅行。我不可能到今天一直在重复那个状态的人,我在拍当下的状态。

南都周刊:当下年轻人群体的这种生存的状态,在你眼里面,是什么样的众生相?

贾樟柯:最大的感受是,商业社会所有的终端是什么?就是人,特别是消费的主体年轻人。当年轻人变成终端之后,他所接收到的商业系统、文化系统等等各方面,砸给他的不是实体的感受,砸给他的是观念。你买个汽水是观念,买个化妆品也是观念,他们实体的情感体验会受到干扰,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已经不太习惯用实体的感情去投入,会习惯观念先行。

我们如何摆脱我们作为终端的命运?这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要有一个反叛,这个反叛就是我们如何坚信和体察我们的实体经验,来对抗那些从各个上游砸给我们的那种带有消费目的的观念,包括政治、意识形态。

南都周刊:有些怀念你当年作品的人,会觉得你后来的作品在题材上呈现着中国社会的那种“加速度”的变化,你觉得他们对现在的感受对吗?

贾樟柯:我觉得是浑然不知。我的电影有一个特点,一般是推出三到四年之后,人们才开始普遍接受,都有一个好几年的“延后”。《小武》差不多到2001年人们才觉得这个电影很好看,《站台》差不多过了五六年,《世界》当时也是没有人能接受,然后又过了四五年,很多人喜欢。《三峡好人》更是,它们都有一个滞后的被重新的认识。

最近这几年的电影,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的,包括《天注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离这个时代远一点,可能会更接受它所讲的东西,包括我们对现实的认同感。有时候我觉得是有些人不太认同我电影中呈现的现实,比如说我发现《天注定》,看过的厨子、出租汽车司机特喜欢,因为他认同这个现实,他觉得对他的尊严没有挑战。

但是海外的一些留学生就很讨厌它,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没面子,我们国家怎么是这样子的?他会有这种时代情绪,对电影呈现的这部分现实是不认同的,因为它是有刺痛感的。

南都周刊:以往电影评论界的人说你自己就是对你的作品的最好的评论者,但近年来有些人也开始对你的作品表达的东西有异议了。

贾樟柯:有时候其实就是对现实认同的问题。《天注定》拍完,我看有一些女性评论家就说,看完这个电影,我还敢上街吗?

有声音说希望中国电影能拍一些东方美学,可以,拍古代也可以,但是当今社会,我没体会到太多东方的美学。东方美学是什么?生活方法。生活方法是什么?看云、听雨。你平常听雨看云啊?你都没有的生活,为什么要在当代生活里呈现?

所谓东方美学应该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它呈现出东方的节奏、东方的世界观和美学。我记得我去镇江参观一个老宅,当地讲究种芭蕉,说这个芭蕉叶是干什么的?就是听雨用的,下雨雨落芭蕉,古人就一下雨坐在堂前,听那个雨噼啪噼啪打那个芭蕉。那对古人来说是一种日常生活,但你不能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生搬这些东西,那不假吗?那不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南都周刊:所以你对这样的评论并不在意?

贾樟柯:就延时一下嘛,而且也不用太多年,也不用到下个世纪,也就三四年。

但我觉得有些人还是在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在理解作者的创作,比如说“取悦西方”,他认为你拿这个东西捞好处,西方能给你金钱吗?所以我觉得这是社会没有太多进步的体现,一个让人悲哀的地方。这种评价从八十年代《黄土地》开始就有了,一直伴随中国电影到现在。

南都周刊:你的作品在西方比较容易被接受,甚至有人说贾樟柯就是西方能读懂中国的一个渠道。你对这个评价是怎么看的,你觉得这是算对你的肯定,还是对你的一种误读?

贾樟柯:我觉得这是西方评论家或者是媒体的一个观感,它跟我创作的初衷没关系。你像我的好朋友、拍《中央车站》的沃尔特·塞勒斯,他在欧洲报纸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想理解中国,看贾樟柯的电影,比看《经济学人》的十篇文章都管用。

这是他的一个观感,但是有时候解读他的观点的评论就搞错了,以为我就是为了解释中国在拍电影。如果真这样我不就是神经病,我有能力解释中国?!中国是多复杂的一个社会,层面那么多,哪个人能说拍电影是为了解释中国?我没这个需要,也没这个使命。

第六代成功地把“代”给消灭掉了

南都周刊:当提起电影和广告这两个话题的时候,可能熟悉你作品的人都会想起《二十四城记》,当年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好多人因为后面有一个同名地产项目的资金,感觉上有点接受不了。我们看到它的海报就贴在我们聊天的屋子里。《二十四城记》这部作品在你的作品的系列里面,你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贾樟柯: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觉得,《二十四城记》是只有在当时中国那种蓬勃的经济发展下,才能支持拍出来的一个实验性的作品,它的实验性是很强的。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因为正好是那个阶段拍了这个电影,它契合了中国历史上几个东西:一个是五十年代开始因为冷战带来的迁移,一个是下岗,一个是地产经济,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角度,能把它们衔接在一起。

我也很理解那些很不接受、持怀疑态度的人。的确这个《二十四城记》是华润置地的一个楼盘,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片子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人们觉得你只要拿了地产商的钱,你肯定是为他说话的。其实看完片子就知道了,资本是个客观的东西,它也不万能,它也不万恶,看你怎么用它。

南都周刊:现在也有很多人怀念有实体感受的那种生活,但又感慨回不去了,很多年轻人自己感觉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就像你作品里体现的那样。

贾樟柯:这种裹挟事实上有它背后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说价值观,大家都追逐金钱,这个也是人的本性。

我们这个行业,在法国,一个导演是平均五年拍一部片,人家不着急,拍完,享受生活,写剧本,慢慢来,五年后再拍,没问题的。如果一个中国导演五年不拍片,无法想象。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广告导演,要五年不拍的话,市场都不认识你是谁了。就是这种运作把人都裹挟到里面,你只能按这个游戏规则硬着头皮往前走。

南都周刊: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为什么第六代导演们在沉寂了几年后、这两年开始拼命憋着出作品,甚至有人希望通过票房来证明自己吗?这是一种焦虑和危机感?

贾樟柯:第六代最大的一个代际特点就是个人化,实际上是对艺术的一个回归。到了2004年、2005年电影商业化以后,实际上这一代的使命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这个“代”给消灭掉了。这个代际就终结了,你还用代际的思维去看他们今天的工作是不合适的。

接下来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显然,这一拨导演被大家所认定的东西,比如说文化的价值、艺术的价值,是越来越受到侵蚀跟忽略的,这并不是某个个人的焦虑,是对整个文化状态的焦虑,这个我是非常理解的。从我本人来说,我觉得电影也改变了,传统电影真的不见了,现在更多的是粉丝电影,或者说很多综艺电影,但你不能说电影没有了。所以我一直说,电影还存在,是我们喜欢的电影消失了。

这不是个人可以对抗的事情,还是要顺其自然,既然你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就坚持你认为的电影,你去努力地去生存,你就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你不要管横向的比较这个行业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它是大势所趋。美国电影也在变化,为什么很多导演现在拍美剧去了?因为美剧的观众群更高龄化一些,更能承载一些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那种实体经验描述、人性的描述,电影院这个终端都让位给更年轻的孩子了。

有人还会怀念“故乡三部曲”那样的作品,因为那显然是我们失去的东西,失去的东西让人们倍加怀念。但是对创作者来说,偶尔可以去回顾那个年代,但此时此刻绝非那个时代,它已经物是人非了。

南都周刊:你说你也是商业电影迷,还投资做了“暖流”,你心里有试水一下商业片的这种想法吗?第六代里面有的导演一直对票房这个事儿耿耿于怀,好多人甚至专门要拍一个商业片证明一下自己。

贾樟柯:我没有这方面的诉求。如果想坚持拍这样的电影,在中国的环境里,你要尽量做到财务独立,你要有财力,没财力做不了。你也不能批评那些焦虑的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商业工作里面有他的办法,人要生活嘛,人有很多现实的需求。

现在“暖流”每三个月有一批选题,我们几个股东会讨论要做哪个,或者有时候全废掉了,定下来的该买版权买版权,该开发剧本开发剧本。希望能做水准好的商业片,但也不一定敢保证能好很多,因为它跟整个中国电影工业水平是相关的,也跟商业导演的人才、制作方面相关,我们只是希望从创意角度,还有从资方要求的角度,希望做一些好东西出来。

选自《南都周刊》第854期,原文较长,微信有删减。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分享到朋友圈。如想取得授权请邮件:smwnewmedi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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