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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准备了另外两颗原子弹”| 鲜读

2015-09-03 来自: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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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1971年度普利策奖的二战史书《日本帝国衰亡史》,于1970年在美国出版后即成畅销书,被视为《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姊妹篇。
作者、美国历史学者约翰·托兰在写作本书时,除了梳理海量的美、日战时档案外,他还采访了上百位“二战”亲历者,其中包括战时日本的将领、贵族、官员、普通士兵和民众,还有广岛核爆炸的幸存者。
波茨坦会议
本文所摘取的部分篇章,还原了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最重要的一次御前会议,讲述了投降给日本高层带来的震荡与分裂,美国处理日本天皇的态度,以及美苏两国在战后日本问题上的博弈。

作者在前言中特地强调,书中的对话并非虚构,而是“出自许许多多的谈话记录、档案材料、速记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午夜前 10 分钟,天皇进入会议室。他显得疲劳和不安。他吃力地在御座上坐下。与会者起身鞠躬行礼,然后坐下,不敢直视天皇。几个比较年老的人开始咳嗽,增添了不安的感觉。应铃木的请求,迫水把《波茨坦宣言》念了一遍,宣言中令人不安的措辞使他的喉咙哽咽。

铃木简短地回顾了“六巨头”会议和内阁会议的辩论情况,然后请“六巨头”一一发言。虽然室内酷热难忍,东乡却泰然自若。他冷静地宣称,只要能保持国体,就应该立刻接受《波茨坦宣言》。米内海相同样抑制着感情。“我同意东乡外相的意见。”他平静地说。

米内毫不含糊地同意东乡的意见使下一个发言的阿南陆相大怒。“我反对外相的意见!”他喊道。除非盟国允许日本自己解散军队、自己审判战犯和限制占领军数量,否则陆军不同意投降。“不然,我们就拿出勇气继续打下去,死中求生。”他的双颊闪耀着眼泪,声嘶力竭,请求在本土最后决战。“我们一定能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即使我们战败,我一亿国民也准备为名誉而死,使日本民族的事业名垂青史。”

剃光头的梅津起立。他严肃宣布,在那么多的英勇将士为天皇尽忠后,无条件投降是不能想象的。

下一个发言的本该是丰田,但铃木好像有点糊涂,但也许是有意请平沼男爵发表意见。阿南和梅津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他——平沼可能是众所周知的超国家主义者,但也可能像大多数重臣一样是个“巴格多利奥式人物”。平沼提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最末一个问题要求军方直接答复:他们有没有能力打下去?

梅津向他保证,可以用防空措施阻止原子弹轰炸。“我们一直在为未来作战保持实力,”他说,“我们预期总有一天要反攻。”

法治观念很强的平沼似乎没有被打动。他或多或少同意东乡的意见,但又说应按陆军的要求与盟国谈判。他又转向天皇说:“按皇祖皇宗遗训,陛下也有责任防止国内不安。请陛下做出圣断时考虑到这点。”这位执拗的老人讲完后坐下。

丰田最后发言,他试图再次强调军部的立场,但结论却是模棱两可的:“我们不能说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同时,我们也不相信会完全失败。”

他讲了将近两小时,几乎逐字逐句重复了一遍过去的论点。丰田讲完后,铃木再次缓慢而慎重地站起来。迫水觉得,他终于要透露他压抑已久的信念了。然而,他的话却使听的人更加吃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个钟头,依然没有结论。时局确实严重,但时间也没有白浪费。我们没有这个先例,我也觉得难以启口,不过,我现在必须仰请天皇陛下圣断。”

他转身面向天皇。他请天皇决定日本是立即接受《波茨坦宣言》,还是要求取得陆军所提出的条件。他令人不解地离开自己的座位,向天皇走去。大家屏住气息。昭和天皇 裕仁天皇同意接受波茨坦宣言
“首相!”阿南喊道,但铃木似乎没有听见,来到天皇小小的御座下面,他宽大的双肩因年迈而前倾。他停住脚步,深深鞠了一躬。天皇会意地点了点头,让铃木坐下。年迈的铃木听不清天皇说的是什么,把一只手挡住左耳背。天皇做了个手势,示意让他回桌旁就座。

铃木一坐好,天皇自己便站起来。通常,天皇的语调是没有什么起伏的,这次却很有感情。“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并得出结论认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延长世界上人类的流血和残酷行为。”与会者都垂头聆听。“我不忍目睹无辜国民再受苦受难。恢复世界和平,解除自家之可怕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战争。”他讲到这里停住了。

迫水用戴着白手套的拇指擦了擦眼镜,看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天花板的天皇。这位内阁书记官长觉得自己的眼泪已夺眶而出。与会者已不像先前那样僵直地坐着,而是欠身向前——有些人竟伸开双臂,趴在桌上,不害羞地抽泣起来。此时,天皇重新镇静下来,继续以充满感情的声调讲下去,但又一次不得不停下来。迫水几乎想喊出来:“陛下圣意我们现在都领会了。请勿屈尊再讲。”

天皇说:“每想到那些忠心耿耿为我效劳的人,想到在遥远的战场上牺牲或负伤的陆海军将士,想到那些在国内因空袭而失掉家业——往往还丧失自己的性命——的家庭,不胜痛心。不言而喻,我不忍看到忠勇将士被解除武装。我同样不忍看到曾献身于我的人反被作为战争煽动者受到惩罚。然而,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得忍的时候了。当我回忆起先帝明治天皇在(1895 年俄国、德国和法国)三国干涉时的感情,我只能咽下眼泪按外相所概述的批准接受盟国《波茨坦宣言》”。

天皇说完后,铃木和其他人都站起来。“我已聆听陛下圣言。”铃木说。

天皇好像要作答,但只是点了点头。他似乎身负千斤重担,慢步离开了会议室。

“现在,”铃木说,“应该把天皇陛下的圣断变成本次会议的一致决议。”当然,所谓决议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决定,只不过是天皇表达自己的愿望而已。但是,对一个忠诚的日本人说来——室内的 11 人都是那种人——天皇的愿望就等于命令。会议的情况被做了记录。由于天皇的痛苦而仍然心神不定的与会者开始依次签字,从而批准在盟国承认天皇合法地位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宣言》。

除平沼男爵外,其余人都签了字。跟通常一样,好像有什么事打扰着他,他反对“天皇地位系神授”这样的措辞。他坚决要求改用宪法的确切措辞——“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

平沼于 2 时 30 分签字。这次重要会议开完了,军方也批准等于是无条件投降的文件。但是,在天皇离开后,他们又把受挫折和被出卖的一肚子怨气发泄在铃木身上。“你违背了诺言,首相阁下!”以干事身份出席的吉积正雄中将大声说,“你现在高兴了吧?”

阿南把两人劝开。

现在只剩下一个手续了——由全体内阁批准。内阁会议立即在铃木首相的官邸召开。阁僚们也起草了致各盟国的内容一致的照会,宣布在“了解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损害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权的要求的情况下接受《波茨坦宣言》。”

这一夜显得很漫长。铃木上楼就寝。迫水没有走,他倒在扶手椅里,很快就进入梦乡。其他人则精疲力竭地穿过东京黑暗安静的街道回家。除东乡外,大家都走了。恶性贫血症使东乡衰弱不堪,他可能是最累的一个。当他的汽车在临时作外务省的房子前停下来时,东方已呈鱼肚白。他要在那里把在他胸中燃烧的天皇的话记录下来。他向他的非正式秘书、养子东乡文彦口述。东乡文彦尽管与外相有家庭关系,但对这位老人还是敬畏的。他以前难得看见东乡动感情,但是他在背诵天皇陛下的话时,眼里充满泪水。日军接受《波茨坦公告》 陆军的指令公然违背内阁决定
8 月 10 日天一亮,东京的天气就又热又闷。在市谷地势较高处的大本营陆军部,有 50 多个陆军省的军官正在防空洞里等待阿南将军的来临。这么多身居要职的军官被召集到一起引起热烈的猜测。陆相是不是要宣布海陆军合并?是关于原子弹的事呢,还是传达昨晚御前会议的情况?
9 时 30 分,在两名高级军官一左一右陪同下,阿南走下大本营大楼长长的地道来到防空洞内。他右手执马鞭,跨上小讲台,诸将校围成半圆形。他安详地说,昨晚的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
好几个人不信,异口同声地喊:“不!”阿南举起双手,要大家安静。“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借口,”他说,“但是,既然天皇陛下的愿望是接受《波茨坦宣言》,那就没有什么法子了。”他把陆军的最低要求告诉他们,对于自己未能实现这些要求表示遗憾。然而,他却答应再试一试,要求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协助维持陆军内的秩序。“绝不要考虑诸位个人的情绪以及各位的部下的情绪。”有个少佐站出来。“陆军不是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吗?”
平常,阿南是个性子温和的人;此时,他把鞭子朝那个少佐一挥。“谁要反对阿南的命令,谁就得先把他砍倒!”
军务局的稻叶正夫中佐拿着一份维持陆军秩序的计划来见阿南将军。“不管是不是结束战争,”他说,“我们都必须发指令继续作战,特别是抗击正在中国东北挺进的苏军。”
“把指令写出来。”阿南说。
内阁还需要决定的是,究竟应该向公众讲到什么程度。军方不愿意透露天皇的决定,因为担心这样会立刻破坏日本的战斗意志并造成混乱。结果达成折中方案:只发表一个含糊的声明,使国民对投降有点思想准备。这份声明是情报局总裁下村海南及其手下人员起草的。
声明把胜利吹嘘了一番;谴责了新式炸弹,说它是残酷的、野蛮的;并警告说,敌人即将入侵本土。只是在最后一段里才指出,公众即将面临空前未有的局势:确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已处在极其困难的局势中。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卫本土,保卫国体,维护国家荣誉,国民也要有所准备,克服各种困难,保卫帝国国体。
另一方面,在稻叶发给陆军官兵的指令中,不但一点儿也不暗示投降,反而要他们把圣战进行到底:
虽然可能要吃草、吃土和露宿荒野,但我们决心坚决战斗。我们相信死中有生。这是七生报国的伟大的楠公救国精神,这也是时宗的以“莫烦恼,蓦直前进”精神粉碎蒙古入侵者的战斗气魄。
在稻叶把电报送给陆相审批后不久,两个颇觉不安的中佐——一个是主管新闻的军官,另一个是阿南的小舅子竹下正彦——闯进稻叶办公室。他们带来消息说,内阁即将发表一个暗示要投降的声明。由于这样做会在军内引起混乱,他们必须立刻广播稻叶的勉励令。稻叶把字纸篓倒出来才找到原稿。指令用的是阿南的名义,所以如果未得到阿南的批准便发表,他表示犹豫。但是,那两位中佐说服他,没有时间了,于是指令的副本便被立刻发至各地电台和报馆。
陆军的反对派企图引起戒严
这两个几乎同时发布的互相矛盾的声明使各报主编和广播电台经理莫名其妙,东乡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阿南的声明,毫无疑问,会使盟国相信日本决心继续战斗。通知各盟国日本愿意投降的正式照会正在通过缓慢的外交途径送出,再拖延几个小时便有可能吃第三颗原子弹。为什么不能把正式照会立即用新闻形式发布出去?但是,军方的新闻检查官如果认出了电报的内容,就有可能把它扣留。为了克服这点,决定把日本的建议的英文本用莫尔斯电码发出去,待新闻检查官把电码译出来时,生米已做成熟饭——这是有希望的。

同盟社国际新闻主编长谷川才次接受了发播这一消息的危险任务。上午 8 时,他把消息送上发报机,首先发给美国,然后是欧洲。他紧张地等待着,但愿对方能抄收到内容。

几乎就在同时,东京的街头响起一阵手榴弹爆炸声。陆军内的反对派,包括稻叶在内,企图制造乱子引起全市戒严。东京一旦被军方控制,天皇便可能受到影响,改变主意,继续进行战争。然而,已经习惯于轰炸的东京,把这种一阵子的爆炸不当回事。

在长崎,已成废墟的城市上空,飘下了传单,发出事后警告劝市民疏散。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 要不要让天皇继续统治日本?
在世界的另一侧还是8月10 日早晨。上午7 时33 分,长谷川发出的莫尔斯电码——靠上天保佑,日本陆军的检察官不屑于审查它——被美国监听人员收到。杜鲁门总统把莱希、贝尔纳斯、史汀生和福里斯特尔召集到办公室,把电报念给他们听。由于它是非官方来源,他依次询问他们,能不能认为这就是接受《波茨坦宣言》。如果这就是接受,那么,要不要让天皇继续统治?几个星期来,不少有影响的人士,包括哈里·霍普金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和迪安·艾奇逊,一直在敦促废除天皇制。

但是,室内的四个顾问中,有三人反对这样激进的意见。病魔缠身的史汀生认为,保存天皇是切合实际的。他指出,为了使分散在各地的日军投降,盟国需要裕仁的帮助。“必须类似这样地利用天皇,省得我们在中国全境和新荷兰群岛碰上几十个硫黄岛和冲绳,做无谓的流血。”莱希“对小裕仁没有什么感情”,但支持史汀生。

然而,贝尔纳斯却反对“从我们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的立场后退。那个要求是在使用原子弹前提交给日本的,也是在苏联成为交战国之先。如果要接受任何条件,我希望美国而不是日本把条件提出来”。福里斯特尔反驳说,可以“由我们方面发表肯定的声明,说我们会加以注意,使投降的语言与我们的意图和观点完全一致”,让日本人放心。

日本提出投降,使史汀生更加担心生命继续丧失。他提议停止轰炸——当时舰基飞机和基地在马里亚纳群岛的 B-29 轰炸机依然在轰炸日本各城市。在美国,大家也越来越对使用原子弹感到后怕。“我们必须记住,”福里斯特尔补充说,“美国一定会成为日本人仇恨的焦点。”杜鲁门杜鲁门仍不表态。他决定等收到通过外交渠道来的正式投降书后再说,但又命令贝尔纳斯立刻草拟答复。

国务卿贝尔纳斯斟酌了每一个词,因为他知道他不但代表美国,也代表苏联、中国和英国说话。快到中午时,他得到通知,瑞士大使馆已收到日本的正式投降书。这封电报一到,他便带上自己的草案亲自到白宫。

杜鲁门于下午 2 时,宣读了贝尔纳斯的答复。史汀生对其和解的语调(“……这是个相当明智而谨慎的声明,比直言不讳的声明更有可能被接受”)颇为高兴。声明说,从投降的时刻起,天皇以及日本政府统治日本的权力须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答复既使日本人对天皇未来的地位可以放心,又不损害无条件投降的基本原则。

但是,给东京的答复首先要征得各盟国的同意,于是,便将副本发给美国驻伦敦、莫斯科和重庆的大使馆,要求尽快取得同意意见。

金海军上将把和谈的消息告诉了在珍珠港的尼米兹,由于想起在“屈辱之日”以前 10 天海军发出的第一个警报,金的电报开头便说:这是一封预告和平的警报……日本陆军反对派计划发动政变
阿南将军越是回味过去 36 小时中发生的事件,越是对铃木和东乡感到愤慨。8 月 11 日早晨,在花园内练完射箭后,他在驱车前往办公室途中,向他的秘书林三郎大佐发牢骚表示对首相不满。一到办公室,他又遇上了五六个军官——包括他小舅子竹下中佐在内——在那里闹情绪。这样一来,他的不满便具体化了:御前会议开得如此仓促,只有东乡事前准备好向天皇提出建议;还有,为什么平沼男爵出席那次会议?阿南离开办公室时,脑中有这么一个印象,即与会者是受人操纵同意投降的。

这些指责是含糊地说出来的,但却唆使了陆军内的反对派再来一次“下克上”行动。在陆军省里,20 名反对分子已秘密集合在一起,计划发动政变。作为一个高级军官,竹下警告他们,他们这样做是会被判处死刑的。他建议,首先将天皇和那些怂恿他求和的人区别开来,然后再谋取阿南的支持,让阿南去进谏天皇继续把仗打下去。在本土打一场硬仗即决战能使美国人遭受巨大的损失,以至于有可能安排体面的和平。如果不行,他们就将进山打游击,把战争进行下去。

密谋者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计划。他们将动用驻屯东京的军队包围皇宫,切断通信联络,占领电台、报馆和主要政府部门的大楼,然后逮捕铃木、东乡和木户等那样的“巴格多利奥式人物”。

竹下很有信心地以为阿南最终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接着把梅津也带进来。届时,东京当地的两名司令官,即近卫师团团长森猛赳中将和东部军管区司令田中静壹大将,就不得不与他们合作。有了陆军参谋总长和陆相支持政变,他们就不会失败——如同 1936 年一小撮军官短时间占领了东京一样。这在实质上将是一次陆军的行动。他们将是为了国家利益在最高司令官指挥下合法地行动。

这个所谓合法性的概念是对平泉澄教授的教导的曲解。平泉澄在军官团中曾有过不可估量的影响。1926 年,当他还只有 31 岁时,便当上东京帝国大学的副教授。他的主要兴趣是日本历史,主要目标又是保持明治时代领导人的精神。当共产主义思潮席卷校园时,他成立了一个“青青塾”与之抗衡。

他的教导精髓是,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传统、历史和道德,其他国家必须尊重这些不同点。他教导说,日本社会是建立在对父母、国家和天皇绝对忠诚和顺从的基础上的。“青青”后来发展为超国家主义的学校,神道是其骨,儒教是其肉,武士道是其血。

平泉澄身材矮小瘦弱,脾气温和,同他历史教授的身份很相称。但是,他第一次在陆军士官学校讲课时,却戏剧性地登场。他佩戴军刀,大步跨上讲台。他把刀往身旁一搁,细声细气地讲课,既不用手也不用脸部表情去加强效果。他的炽烈的诚意使那次在座的以及以后每次在座的青年军官都像触电一般。他们所听到的皇道和国家,使他们充满了要自我牺牲效忠天皇和国家的精神,那些出发去执行“神风”特攻任务的青年往往把他的话挂在嘴上。

高级军官仍然是他的信徒。东条当首相时,常常征求他的意见。阿南最崇敬的也是他。竹下及其共谋者曾上过“青青塾”,他们相信自己目前的行为,正是把平泉澄的说教付诸实践。无条件投降岂不是毁灭大和魂和国体吗?因此,不服从天皇实现和平的决定是完全正当的,何况这个决定又是错误的,是听了错误意见后所做的判断。事实上,正是对天皇的真正忠诚才必须暂时不服从天皇。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苏联要求加入远东最高司令部
各盟国除了一国以外都立刻同意贝尔纳斯草拟的答复。苏联政府对日本的表示有“怀疑”:莫洛托夫认为它既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具体的。所以,苏联红军继续向满洲中国东北进军。

然而,哈里曼却紧追着要苏联快快做出答复,莫洛托夫也同意了——只有一个条件:“苏联政府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做出肯定回答,盟国应就代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候选人或诸候选人问题达成协议,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都要隶属于此司令部。”

哈里曼对这条规定“坚决表示异议”;他的政府绝不会同意。他甚至不能肯定这条规定究竟是什么意思。莫洛托夫解释说,远东最高司令部应由两人组成,一个是美国将军,另一个是苏联将军。

哈里曼的反应是尖锐而明确的。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担子美国已经挑了四年,使苏联免于担心它背后的日本。苏联参战只有两天。所以,由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担任最高司令是不可想象的。莫洛托夫的答词很激烈,但哈里曼却坚定不移。他说,他将把这个建议电告华盛顿,但他知道是不能接受的。

哈里曼回到办公室后依然愤愤不平。莫洛托夫的秘书巴甫洛夫打来电话说,外交人民委员与斯大林核对后发现有误解之处:原来的意思是“磋商”,不一定是“批准”。哈里曼再一次警告说,华盛顿是不会接受“诸候选人”这个词的。几分钟后,巴甫洛夫再次打来电话说,斯大林同意把这个令人不快的词去掉,并说将以书面予以证实。

由于和平在即,福里斯特尔和史汀生再次试图说服杜鲁门停止所有对日海空行动,作为人道主义的姿态。杜鲁门不听。他说,应保持压力,这样日本人才不敢再要求让步。但他也答应暂时停止使用原子弹,除非东京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在提尼安岛还准备好了两颗原子弹,投弹日期初步定在8月13 日和8月16 日。斯帕茨将军认为,东京已经被炸得一塌糊涂,不值得作为常规轰炸的目标。杜鲁门依然热望在日本首都投一颗原子弹。约翰·托兰 (John Toland) (著), 郭伟强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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