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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耳的声音越来越少 中国知名调查记者都去哪儿了?

2015-08-15 来自:蓝鲸财经记者工作平台

蓝鲸——财经记者的工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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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传媒学院(shendutuji) 作者:田加刚

中国的调查记者有多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志安认为加起来不过数百人。而这数百人如今仍在从事一线调查的,则不过数十人。

是什么导致调查记者的迅速消失,转型后的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近日,本报记者连续采访十多位转型后的调查记者,试图还原一个别样的青春。

不再做“写稿机器”

今年4月,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朗朗入职腾讯公司,任电商公关总监。朗朗是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曾经的“国美内斗”新闻几乎都是他一手披露,业界盛传“每月稿费2万”。

朗朗将自己离职的原因写成了一篇长文,表示主要原因是“触顶”,而最终辞职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关注的家电领域被普遍认为没有新闻亮点,编辑更关心上市公司、互联网新闻,发稿变得日益艰难,需要同编辑充分沟通,才能发一篇不足千字的小稿。

其次是他每天写着同类的新闻稿,持续七年,导致对新闻的兴趣日益减退,“当采访对象还没开口你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当你看到新闻就觉得似曾相识,当你从采访,收集材料到成文2000字只需要1个多小时时间的时候,你所写的稿件自然也就成为了填版面的普通稿件”,他不想做“写稿机器”,需要新的挑战。

这种情况下,在35岁时,朗朗决定离开熟悉的广州,来到深圳,从事一个全新的职业。

 

2012年8月,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了一条“好吧,新闻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的微博,引起热议。此时,这位“三鹿奶粉”的首位报道者,已做了十年记者。

在最近的一个新闻沙龙上,简光洲谈及离职原因,主要是因为报社经过生存期之后,对调查记者又爱又恨。同时因为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美,引发报社个别领导的不满,简此后辞职。

辞职后,他接受此前从媒体离职的朋友的邀请,加盟了一家公关公司。

 

王克勤是中国调查记者的一个“标杆”,他认为,“调查记者”必须具备几个特征,一是主要从事揭黑报道,二是揭露对象为公权机关、强势企业,三是独立调查,四是报道出以公心。

 

除此之外的记者,都不算调查记者。偶尔写调查文章、不深入一线、不是主要做批评报道,都不是“调查记者”。

按这样标准,调查记者几乎一定是“名记”。

一直将“调查记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张志安,对“调查记者”的定义持类似观点。2011年,他发布一项《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调查》,文中认为当时全国调查记者总计不到300人,于是他逐个进行访问,超过40%受访者都在考虑转行。

调查显示,“北上广”是调查记者的主要所在地,而广西、河北黑龙江等10个省份,全省没有一名定义中的“调查记者”。“调查记者”普遍从业8年以上。

全国记协数据显示,我国新闻从业人员超过75万人,300人的调查记者显得凤毛麟角。

如今,这个数字更少。曾经是央视调查记者、一年前改行做企业老总的朴抱一认为,当前仍在一线从事报道的调查记者,至多数十人,趋势则是整体消失。

调查记者因为发稿数量少,普遍收入较低。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刘洲伟,回忆做记者生活时,总忘不了租房里经常被老鼠咬断电线的冰箱。

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成名后,仍然住在北京的地下室,狭小、潮湿、阴冷。如今,南香红已退居二线,成为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还受聘中山大学担任写作基础课教师。

据本报了解,“北上广”近两年一批调查团队被解散后,其成员多数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如王克勤的经济观察报团队,赵世龙的新周报团队,南方周末离职团队,很多报社不愿接受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记者,一个报社老总直言不讳说,“太危险了”。

此外,曾揭露太原公安局长之子殴打交警的成都商报记者李建军,暴露雷政富事件的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等,都待业在家。

看到太多失败因此能成功

王克勤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转型”,一边从事着“大爱清尘”的公益活动,一边忙着找工作,他的理想还是做一名调查记者。

“大爱清尘”是关注农民工尘肺病的基金组织,2011年6月15日由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全称“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

基金由新浪网、腾讯网、搜狐公益、支付宝公益、天涯公益等机构核心支持,2012年3月,经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批准成为独立基金。


 

“尘肺病”据称是中国最严重的职业病,基金计划向每患者提供1万元救助金,预计全国有600万人需要救助。目前,基金已筹款700多万元,救助600多人,2013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服务示范项目将大爱清尘列为“尘肺病农民救助试点项目”,并提供100万元资金支持。

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一降再降,王克勤认为其核心原因在于捐款的走向不透明,缺乏有效监督。而他发起的“大爱清尘”能够获得持续关注和公信力,他认为跟自己的职业记者身份有关,“唯有了解、理解方能支持给力,而获得理解、了解之前提是知晓。传播并告知是媒体的基本社会功能。”

邓飞是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知名调查记者,但2011年后他基本不再采访和写稿,全部力量都用在了公益事业上,眼下,他同时开展好几个项目,包括免费午餐、大病医保、女童保护、中国水安全计划等。

邓飞是公认的记者转型公益事业第一人,“微博打拐”和“免费午餐”在产生巨大影响后,都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免费午餐”由志愿者们募集资金,提供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作为午餐费。

善款流程尽可能公开透明,2013年4月,“免费午餐”2012年财务报告向社会公布:2012年收入2544万元,两年来总收入4377万元;2012年支出1112万元,两年总支出1459万元,目前的资产总额是2918万元。

做调查记者难,做公益事业更难,而调查记者转型公益却获得成功。邓飞说,做调查记者难在短短一周时间,要突破信息封锁,拿到确凿证据并形成稿件,而公益则难在推动建设。

对于转型的成功,邓飞说,那是因为他做记者时看到了太多人的失败。

对于红十字会跌入信誉谷底,邓飞认为是体制造成,“它不对捐款人负责,也不需要负责,因此失去监督”。

调查记者转型公益的典型代表仅有4人,另两人是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记者何忠洲和原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

孙春龙曾因向山西省长举报娄烦矿难并获得温家宝批示而引起公众关注,而在缅甸的一次采访之后,在杂志社担任总编助理的孙春龙突然辞职,转而成为“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发起人、策划者。

  

2011年,孙春龙任理事长的“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成立,组织旨在为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提供物质援助和精神抚慰。

截至2012年11月,基金会累计筹措并捐出资金逾200万元(含物资),受益老兵人数约1500人。而在此时,孙春龙说,“还有90%抗战老兵没找到。”

何忠洲是几位转型公益记者中最年轻的,2002年做记者,却在中国改革、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山西青年报四个单位留下身影。而这也是调查记者的一种常态:漂在媒体。2011年5月,他离开媒体圈,开始筹划“蓝衣合作社”,该组织是一个致力于为全国2.5亿农民工服务的NGO组织。


 

“蓝衣社”从成立时就引起媒体关注,现在成立了两个实体机构,即东莞市蓝衣公益服务中心、深圳市益民社工服务中心。在最近的“中国娇子青年领袖”评选活动中,何忠洲被提名为候选人。

谈到“转型”,何忠洲说他还谈不上成功,甚至由于资金一度严重匮乏,他有很强烈的挫折感。对于红十字会的失败,他感到同情:“与其说红会遭万人唾骂,不如说是因为红会比较弱,民众有机会也敢于骂,红会是一个出气筒。

凭心而论,红会并不是最不堪的。要具体说红会失败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它运气差了点,它比较弱,大家敢骂,可骂。”

转型路径有限可选

湖南号称“调查记者重镇”,如今,罗昌平成为财经杂志副主编,龙志离开南方都市报担任网易内容总监,陈安庆出任银川晚报副总编,邓飞做公益,尚在一线的只有欧阳洪亮、刘长等寥寥数人。

陈安庆的经历堪称调查记者转型、游走的一部浓缩史。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陈安庆先后在湖南卫视、法制周报做记者,2005年到潇湘晨报深度部,一篇“缅甸金三角毒源地探秘”的一线调查使他声名鹊起。2006年,陈安庆加盟瞭望东方周刊,做了四年职业调查记者,参与筹备了该刊华南中心。2010年,陈安庆又跳槽到中新社江西分社,任采编中心主任。

一年后,他又转入人民日报江苏分社,任人民网江苏频道新闻总监。不久,陈安庆又回到传统媒体,任经济观察报湖南记者站站长、资深记者,2012年8月至今,陈安庆再次脱离一线调查,回到生长地,转任银川晚报副总编辑。



对这些经历,陈安庆说,“这么多年一会儿做管理,一会儿做记者。做调查记者游侠四方很过瘾,但感觉不能一辈子都在厮杀中度过,后来转做财经记者,又想做管理。

内心的野性和新闻理想没有泯灭,总是在纠结之中左突右冲。”而这也是很多调查记者的相似想法。

 

王甘霖曾也是调查记者,在多家媒体担任过记者、主任职务,转型经历更为曲折。他发现自己微博影响力甚至大于他创办的刊物“影响力周刊”,于是全心转型进入新媒体领域,在今年创办了志于打造调查性报道门户网站的“读讯网”。目前,他还担任企业家日报网主编。

本报收集调查记者的转型方向,发现路径十分有限,除上升担任媒体的领导职务外,其他转型路径仅有:创业、从事公益、进入新媒体、从事公关行业。对准备转型的调查记者,简光洲只有两个字的建议:“趁早”。

数量最多的调查记者都是进入了网络媒体,有的调查记者则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反复游走,几大门户网站,吸纳了大量调查记者。

  

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在今年到了杭州,组建腾讯大浙网,并担任总裁。陆晖从南方都市报深度部主任离职后,到了网易,但不久又回到传统媒体,任看天下杂志副主编。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王吉陆先到了网易,尔后离职到了东方早报,如今又回到网易。

财经杂志调查记者李甬,2005年加入网易担任总编辑,2012年离开网易创业,同年8月,他创办的“粉笔网”正式上线。

调查记者创业,成功率并不太高。2007年,中国新闻周刊资深调查记者唐建光离开生活多年的北京,到成都创办《先锋国家历史》(后更名《看历史》)杂志,这份杂志很快在行业内享有盛誉。

然而,今年1月,唐建光及其创业团队全面离职。离职原因,唐建光解释说,在于刊物长期“叫好不叫座”,未能在经营上实现突破。

赵何娟、李珉两个知名的女性调查记者,都选择了组建创业团队,建立一种更新奇的被称为TMT的新媒体类型。赵何娟创办了钛媒体,李珉创办了虎嗅网,两者都是主要针对移动端用户,网站内容通过微信公众账户传播后,经常引起不计其数的转发。其商业模式虽还在探索中,但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她们开辟了一条新路。

本报发现,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转型记者,却都不是调查记者。曹国伟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电视台做了两年记者,然后海外求学,归国后加盟新浪,2009年开始负责新浪微博运营,如今,曹国伟已是新浪董事长。

吴亚军在《中国市容报》当过5年记者、编辑,此后辞职创办一文化公司,如今,吴亚军与她的龙湖地产屡屡列入各类富豪榜排名。YY语音是极受青少年欢迎的一款语音软件,注册用户超过1亿,创办者李学凌曾在中国青年报做过5年IT记者。

中国的调查记者现今年龄大多“奔四”,即便没有体制和机制原因,他们的年龄也已不允许他们再从事高强度、高压力的一线调查。朴抱一认为,这一代调查记者集体从历史舞台消失后,不会再有“第二代”调查记者。

他分析原因说,中国第一代调查记者约在2000年前后产生,彼时纸媒和深度报道迅速崛起,舆论环境也较宽松,从而形成了一代调查记者,那时风华正茂的他们,现在纷纷步入中年。在2008年之后,基本就没产生新的调查记者。

2010年后,舆论环境逐步收紧,公权力绞杀新闻稿件十分普遍,很多报社的调查团队被解散,调查记者大多转型。今后只会零星、偶尔出现“调查记者”,原因是,传统媒体的地位已被新媒体根本性撼动,人们更愿意选择微博、微信获取新闻财经、南方周末、新闻周刊这些调查报道的旗帜媒体,其报道要么被互联网廉价转载,要么因没有上网沦为自家欣赏的散文,既没有影响社会,也没有成为新闻热点。

纸媒的广告急剧下滑,也让报社老总重新审视出稿低、成本高并且风险大的深度调查,出于现实的考量,他们更愿意做整合类、建设性的深度报道。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调查记者”不会消失,只是“揭黑记者”会消失,无论从国家大环境还是读者的需求来看,记者需要做更多建设性工作,而不是通过揭黑放大矛盾。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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