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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是如何变成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丨推荐

2015-08-14 来自:腾讯思享会

导读: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就职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

民国五年(1916)岁尾,有几件大事发生:10月31日,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上海病逝,终年42岁。八天之后,护国军之父蔡锷病逝日本,年仅34岁。11月12日百名参、众两院议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在报上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拜跪”。国会宪法审议会开会审议宪法草案条文时,“孔教”能否定为“国教”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

12月21日,《中华新报》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12月)21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先生现暂居观莱园陈宅。”

26日,被北洋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黎元洪,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布就职大总统后,正式任命单枪匹马只身北上的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这就是说,他将要主政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

其实,三个月前,蔡元培在旅法时,就接到驻法国公使转来教育总长的电报,是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的继任者范源濂发来的。这位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在电文中充满了敬仰之情: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蔡元培接到电报,乘法国邮轮11月8日抵达上海。翌日赶到福开路黄兴灵堂吊祭。又接到蔡锷去世的噩耗,他与上海的革命党人,都沉浸于一片悲痛之中。

蔡元培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是以主丧友人的名义,主持黄兴悼念活动的。

辛亥革命后,大总统宝座拱手相让,又痛失宋教仁、黄兴这两位文武主将,孙中山悲痛至极,神情黯然,面容憔悴。蔡元培见之,自然也心情沉重。但孙中山能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同盟会,重建国民党,那么以他屡战屡败的摄人魂魄的浩然之气,再造共和伟业,充满希望。

望着面前这位身材不高,留两撇威严口髭的伟人,蔡元培决心与他干一番宏图大业。

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昔日旧友,为他北上就职北京大学校长的鼓励诗: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火车在冬季空旷的原野上,不快不慢地行驶,蔡元培凭窗远眺。他赴京就北大校长职,多数朋友不赞同,广西马君武就劝他不要去蹚这池浑水。那北京大学的腐败尽人皆知,民国以来,走马灯般不知换过几任校长,又有何人全身而退?那胡仁源实在当不下去,连忙告饶抽身,算是聪明之择。你乃前清翰林,若整顿不好,可败坏一世清名。

然而,孙中山先生支持他办教育的话,却声如洪钟,在耳际回响。在那个夜雨萧瑟的晚上,在中山先生的寓所,先生用惯有的平和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谈到教育时说,“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得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想到这里,中山先生那略显威仪的脸庞,特别是清澄得如一泓秋水般的双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不知为什么,在自己人生困顿、彷徨乃至灰心的时候,想起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走向的伟人清澈又坚毅的眼睛,就激奋自信起来。

和嘉公主府改建成北京大学


和嘉公主府

蔡元培从前门火车站走出,惊喜地看到,一场北方弥天大雪,覆盖了凝聚千年燕云皇气,却已萧瑟落寞的帝京。

12月25日清晨,几缕晨阳穿透浓重的阴云,投射到景山西侧一片宽绰的宫殿式的建筑群上,高大殿脊上的积雪,映出耀眼的红光。这里就是由和嘉公主府旧府改建成的北京大学校址。当年,一心要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于1889年“百日维新”时,下诏拨和嘉公主府做中国第一所皇家大学“京师大学堂”校址。

和嘉公主生于乾隆十年(1745),是乾隆与纯惠皇贵妃苏佳氏的四女儿,16岁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赐地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马神庙路北,建皇家和嘉公主府。可怜公主红颜薄命,23岁便香消玉殒,这处堂皇的公主府也日渐荒芜。二十七年后,历史在此选择这座弥漫着“乾隆气”的和嘉公主府做中国第一座国立大学,并在一年之后,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五四运动的精神高地。

冒着零星的小雪,蔡元培独自一人,久久徜徉在马神庙,心情复杂地凝视着暮气沉沉的北大。然后悄然走进昔日的皇家“京师大学堂”。作为前清的翰林和民国教育总长,他是很熟悉这里的。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一度主持教育部,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并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制定了废除忠君、尊孔,合并经科、文科之《大学令》。但袁世凯千方百计破坏北大的建设,曾两次以经费不足为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同时又玩弄伎俩,要封校长和教授为什么“中大夫”及“下大夫”的把戏,遭到严正拒绝。当袁准备举行“登基”大典丑剧时,北大师大群起反对,文科教授马叙伦愤然挂冠而去,为京城朝野称颂。

北京大学在动荡的政局下,一片乌烟瘴气,名声狼藉。教师中不少人靠印发旧讲义,糊弄学生。学生中有不少人整天吃花酒、捧戏子、打麻将,不上课,不读书,混日子。北京大学所处的马神庙、沙滩一带,成了市井闹肆、酒楼,暗娼招摇过市,与文化圣地形成绝妙的讽刺。

如今,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再次走进军阀盘踞下的日渐颓败衙门式的旧大学堂、眉宇间还是泛出凝重的忧虑。



1902年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工合影,背景为藏书楼

校门坐北朝南,有两只苍老却威猛的石狮,蹲守在大门两侧,门头上依旧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进门,虽然大雪遮盖了小院,但那不小的荷塘,前立一日晷,石柱上刻有篆文,不远处有一棵苍古的老槐,却清晰可辨。往北,有五间高大殿宇,乃公主府正殿,上方的藻井与殿柱,虽油漆早已斑驳,但依然一派皇家气象。走过组组建筑群,来到后院,有座两层砖木楼房,原是公主楼,改为京师大学堂后,已成为藏书楼。往西,有几进宽敞大屋,昔日公主在此起居,现改成学校办公的地方

和嘉公主府改成京师大学堂后,几经扩展,至北京大学建立,已将周边的汉花园、松公府划为校址。今年9月,校方又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在校门处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想到这里,蔡元培脸上似又浮起欣慰的微笑。

蔡元培重新回到校门口时,突然发现一排校役整齐地列队在大门两侧,脱帽向他鞠躬行礼。他们得知校长在东方未曙时已进校,便自动提前上班,聚在校门口。蔡见状,也忙脱帽向他们一一鞠躬还礼。从此,每天蔡校长遇到校役或师生向他致敬,他都会郑重地对他们鞠躬回礼。从这件小事,人们欣喜地看到,校长给封建习气浓重的旧北京大学带进一缕平等、民主之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平等、民主、自由之风不仅鼓荡在北大校园,还强劲地涤荡整个旧中国……

蔡元培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

翌日,黄包车跑过雪后明丽阳光下的前门城楼,碧瓦上积雪灼灼闪光,刺得蔡元培睁不开眼。不一会儿,黄包车就停在前门外一家旅舍门前。陈独秀早在那里等候多时。于是,就有了一位前清名翰林,一个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在分别一个年轮后具有历史意义的重逢。

陈独秀见到蔡元培,向前跨了一步:“蔡先生吧,多年不见,风采依旧啊!”

蔡元培两眼闪光:“啊,仲甫先生,乱世重逢,幸哉幸哉!”

二人手拉手走进旅舍客房,两手烫人,面色潮红。坐定后,彼此微笑相视,极富语言天赋的老朋友,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但十多年的往事,却瞬间涌上心头。

1904年秋,一批从日本留学归国,志在推翻清廷的文人,在上海法租界余庆里、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里,成立了暗杀团。蔡元培、陈独秀这对爱国学社的师生参加了暗杀团。加入暗杀团,像会党结社般“歃血盟誓”。

那天,他们一伙文人,跪在供奉皇帝的牌位前,由何海樵领着众人宣读誓词。然后杀鸡滴血于酒中,再各自用刀划破无名指,将血和血酒搅在一起。每人痛饮三口,豪情万丈,义无反顾。

他们早已在日本横滨秘密建立***造所,研制炸药。归国后,蔡元培发展上海爱国女校化学老师钟观光和俞子夷,制出威力很大的毒药。但考虑使用不便,转向研制炸药,当时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钊。章士钊又拉来陈独秀。有了炸药,拟订刺杀慈禧。于是北下京城,在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终因防备森严,经费耗尽,返回上海

其实,蔡元培早就心仪陈独秀,陈独秀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蔡元培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过陈独秀。后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听说,后来出资人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全凭陈独秀独木苦撑了几个月,对其敬业精神十分钦佩。

谈到这里,陈独秀忙从里屋拉出汪孟邹。向蔡元培介绍:“讲起办报,全凭孟邹兄撑腰。”蔡元培知道汪乃上海滩的报界闻人。他与陈独秀是同乡又是密友。

1903年夏,章士钊办的《苏报》被查封后,几经奔波又筹办了《民国日报》。当时,蔡元培也在上海,章士钊对他说,他和陈独秀蛰居昌寿里一间小阁楼上。陈独秀足不出户,又撰稿又搞编务,经常彻夜工作。一日,章士钊忽闻异味,竟是从蓬头垢面从不换洗衣服的陈独秀身上飘来。他忙走近老友,见陈独秀肮脏污黑的衣领上竟爬满虱子。

汪孟邹在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更是夙兴夜寐,是报社最为繁忙辛苦的一位。汪与陈的相识也颇有趣儿。一日,汪孟邹正在科学图书社办公,忽有一位剪了辫子、披着半长头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手执雨伞闯进来,说是要来办报。汪一怔,见面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面色黝黑,两唇宽而红润,双目炯然放光,自报陈独秀。汪告诉他,这里一日两粥,清苦得很,他却说,有粥就好。当时芜湖尚无印刷厂,稿子编好后须到上海印刷,印毕再寄回。报纸一到芜湖,陈独秀包揽了分发,打包、邮寄,麻利而尽职。一次,因有事,汪曾到他的小屋找他。见墙上挂着他写的一副对联: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汪孟邹从此对他刮目相看。有如此阔大心胸的年轻人,目前虽破衣烂衫,但前程无限。

汪孟邹的东亚图书社后来得以发展,与陈独秀的智慧点拨有关。自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曾与柏文蔚有交谊的陈独秀,颇被人看好。朋友都来劝他,出来做官吧。陈独秀却极为冷静地劝诫朋友,这时局不会长久。他颇有眼光地看好办报开书店,劝朋友凑股去办。

陈独秀日夜都梦想着革新大业,这几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要救中国,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趁着酒力,找到汪孟邹说,让我办份期刊吧,我让它名扬天下!

当时,汪孟邹的亚东图书社生意很清淡,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由汪孟邹承担,财力已拮据,无力再办期刊,但他相信陈独秀的眼光和能力,就去找同业好友益群书社的老板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他们很感兴趣,于是承办了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因陈子寿觉得刊物名称与上海的《上海青年》雷同,和陈独秀商量后,改《青年杂志》为《新青年》。


在北大当年的毕业摄影中,校长蔡元培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总是坐在一起

因陈独秀而有《新青年》,因《新青年》而陈独秀名满天下。

蔡元培到前门陈独秀下榻的旅社拜见他,并不只是为了叙旧,而是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求贤若渴地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他说,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研究文科学长人选,汤、沈二位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乃青年导师,担此要职最为合适。《新青年》每期我都拜读,仲甫先生有见识才学,是叱咤风云的文化主将,堪当学长之职,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此职吧。

陈独秀听此,仓促无备,忙委婉推辞说,办刊物杂事缠身,无法分身。蔡元培忙表示,那就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校园,办刊教学两不误。

陈独秀被老友镜片后执着和慈爱的目光感动了,那目光里有领袖群伦、宽厚长者的情怀,但此事太过突然,真让他为难了。于是他说:“我向蔡先生推荐胡适博士,此人比我强,适合担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自然也喜欢胡适。他在《新青年》上读过胡适的《寄陈独秀》长信。对其间提出的“文学革命”口号十分赞赏。尤其对胡适在海外提出的“一个国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的主张,赞叹不已。蔡元培知道,他到北大主政,与旧势力必将有一场苦斗,他需要陈独秀这样的青年领袖,也需求胡适这样的文化革命的急先锋。身材短小,留着两撇细胡子的“桃园渔夫”,气度儒雅地微微一笑:“仲甫,我还会来请你。”

北京大学出现《新青年》


新青年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微信搜索" class="neilian">文化教育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要彻底改造北大,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他很清楚邀请陈独秀的重要性。北大建校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著名的大学,但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本是为培养封建官僚而创办的官校。进士学馆深造,也是举人进士出身之各京曹官吏获取官职的台阶。后来又有专门为新进士肄业设立的进士馆。学生个个是官吏老爷,旧贵族的没落腐朽习气弥漫学校。民国后,学生仍以官僚、巨富、名流子弟为主,前清遗少不在少数。

时代理校长胡仁源也是前清进士,后留学英伦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大预科学长,后代理校长。他所聘教员多是前清遗老与封建士大夫名流,如文科教授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诸人。学生中不少身着长袍马褂、手捧水烟袋的公子哥,即便优秀者,也不过在二流小报写写花边文章,或以香艳之文捧捧女伶。下等者,整日打麻将,提笼架鸟,逛八大胡同,校风极差。在严重缺乏学术空气的环境下,优秀人才寥若晨星。蔡元培要厉行改革,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于是才出现了清流云集、群贤毕至的局面。

1917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刊出号外:

蔡孑民先生上午九时,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并以拳拳之心勉励职教员,必须具备两种特性,即坚忍心和责任心。其演讲如动地惊雷,震醒沉闷之校园。

会后,蔡先生向记者透露初步改革大学计划:“一曰延聘人才,清除积习;二曰改革讲义,购置图书;三曰缩短预科修业年限,专办文理两科……北京大学的校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蔡元培演讲后的第四天,校门口贴出一则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师范学校校长陈仲甫任本校文科学长。”消息不胫而走,校园掀起不小风波。

巧得很,这天上午由上海运来的该年第一期《新青年》杂志,悄无声息地在北大传播开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赫然刊在重要位置。《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的核心便是文学必须采用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文章同时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有思想。

此文一出,便被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可谓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文章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声势给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溅起的风浪,更助了一把神力。师生惊呼,天子脚下,清流云集的北京大学,又聚集众多怪才、傲才和如陈独秀、胡适般的奇才,北京大学真的要改朝换代了。

钱玄同对陈独秀携《新青年》到北大,甚是支持。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思想文化界毫无生机,末代皇帝还在紫禁城里,袁世凯大总统就急着黄袍加身。如不用新文化做思想武器,如何扫除八股旧习、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章太炎的弟子多主张复古,推翻清朝后恢复汉家传统、晋宋文风。

但钱玄同不然,他同意陈独秀发起一场声讨旧势力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和胡适,是想借白话文做钟馗,打封建思想余孽这个恶鬼。他同意陈独秀之谈文论人要看趋势、为人处世要讲大义的主张。他读了陈独秀《字义类别》等著作,知其在训诂音韵上的造诣极深,不然打起旧物,何以招招毙命?

与钱玄同有同样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的同门黄侃,对陈独秀却大不以为然。他依稀记得,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尽管那时陈仲甫喝了太多的酒。


黄侃

人说章门多狂狷之士,他黄侃不仅狂而且疯。这位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的教授黄侃,过去运气不错,是先入师章太炎之门的幸运者。这位湖北佬曾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革命党人,因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才亡命日本的。他有诗曰:“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章太炎对钱玄同和黄侃的评价不错。宣统二年,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

黄侃是逐渐变得迂腐,以致将陈独秀视为洪水猛兽的。陈独秀与黄侃的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因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背后新旧思想的差异性。

正在北大校园议论纷纷之时,庶务长将陈独秀的一份电报送到了校长蔡元培那里。斯时,他正在读刚到的《新青年》。陈独秀的电报写着:“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大鉴:仲甫于一月十三日抵京后即去箭杆胡同寓所,不必接站。”

蔡元培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就要鸣锣登场了。蔡元培对他先让《新青年》在北大投石问路、先声夺人之举,也深表叹服。

▽ 本文摘自《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汪兆骞
著,现代出版社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本文由合作方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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